那家伙一听这么多钱，而且工程巨大，马上改变主意说：那你帮我改个差不多的吧。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一凡说：别，我今天晚上回北京，明天一起吃个中饭吧。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天亮以前，我沿着河岸送她回家。而心中仍然怀念刚刚逝去的午夜，于是走进城市之中，找到了中学时代的那条街道，买了半打啤酒，走进游戏机中心，继续我未完的旅程。在香烟和啤酒的迷幻之中，我关掉电话，尽情地挥洒生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家人找到我的FTO。